律师的道义与梦想

（2011年底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提纲）

感谢主持人，感 谢各位老师和同学。

“在2009年11月中旬的一个日子，一个年轻的生命不幸消逝了，他就是当时年仅17岁的本案被害人黄焕海。”这句话是我于2011年11月3日在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为被告人裴贵发表辩护意见的开场白。我之所以说黄焕海的死亡时间是“11月中旬的一个日子”，而不是像《起诉书》所说的是死于“2009年11月14日凌晨”，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黄焕海确实已经在两年前的这个时间段死亡；二是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起诉书”所说的那个时间死亡。

为什么如此在乎黄焕海的死亡时间？是因为这是控辩双方激烈争夺的关键阵地。谁夺取了这个阵地，谁就赢得了这场战斗。对于辩方来说，只要排除了黄焕海在凌晨三点左右的死亡时间，哪怕把他的死亡时间推迟一个小时，则全部五名被告人就没有了作案时间。其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因此，北海案的辩护律师们在那些日子里改学侦探了。而第四被告人杨柄棋的辩护律师李金星（伍雷）在法庭上近一个小时的发言，几乎就是一篇分析作案时间的破案报告。他那一分一秒的计算，听得我心潮澎湃，以至于冒着风险鼓了掌。休庭后公诉人与他开玩笑，说他可以做北海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了。他听了很不高兴，认为要当就当正的，而且也不愿来北海干。有网友评价为“北海案之阴阳错位”：辩护的成为破案的。

最高检王雪梅法医曾经对北海公安机关的尸检结论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关于黄焕海的死亡时间的推论是完全错误的。再加上李金星律师等进行的侦查实验，已经排除了这些被告人在指控的时间内完成致死黄焕海的犯罪行为。最后逼得公诉人说出“十六分钟也能完成”这种史上最短作案时间的荒谬论断。

不要以为在客观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不会被我们的侦查机关给办成“铁案”。近些年发生的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吴大全案，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当初不是都被法院判决为有罪吗？定罪的理由不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吗？如此颠倒黑白的案件，所有的被告人竟然都“供认不讳”。就如同北海案的被告人，一开始也是供认他们是用刀子把黄焕海给杀死的，后来法医发现死者身上没有刀伤，被告人们又统一改为拳打脚踢致死。

被告人如此配合办案机关胡说八道，甚至于把杀人重罪揽到自己身上，其原因只有一个，一个强大的外力在左右着他的意识，以至于他宁愿面对可能的死刑判决，也无法忍受现实外力对他的肉体和精神压力。这个外力就是刑讯逼供。

2011年11月4日上午，在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号大法庭，五名被告人进行最后陈述。除认罪的裴金德（第二被告）没有什么表示外，其他四名被告人说了如下的话：第一被告裴日红说：我们是不是受到刑讯逼供，在座的公诉人应该很清楚，我想问问你们是否问心无愧。第五被告黄子富说：不知道海城公安分局的警察为什么要逼我承认我没干过的事？请审判长给我一个公道。第三被告我的当事人裴贵只说了一句话：坐在被告席上的不一定是有罪的。第四被告杨柄棋说：我觉得没有王法，太黑暗了。杨炳棋还发了毒誓：如果我打了被害人，我和我全家都不得好死！

这次开庭结束到今天已经五十多天了，然而这些年轻人的最后陈述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我似乎从中找到了我们做律师的理由和动力，那就是尽我们的全部力气，来努力使那些无罪的人不要受到冤枉。就如同我在为裴贵辩护时说的：“我不能容忍在北海制造一个新的赵作海式的冤案”。

从北海回到北京后，我和周泽律师应邀参加了四场讲座。主办方均要求我们主讲北海案，但是给出的题目是“律师的道义与梦想”。其实，北海案的辩护过程，就是这个题目的生动写照。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北海案辩护律师的“五不”精神，那就是“吓不走、打不怕、累不倒、拖不垮、气不死”，具体为：

1、吓不走：威胁走不出北海；跟踪、监视；北京会议捣乱；

2、打不怕：第一次宾馆；第二次看守所外；第三次法院门口；

3、累不倒：每天白天开庭，晚上准备第二天开庭，半夜三点要么没睡，要么已经起床，电视没开过，感冒、拉肚子坚持（法官建议吃藿香正气丸）；

4、拖不垮：连续22天开庭（中间休息三天），许多人提前两三天到，两人保证一人，特殊情况（开庭请假），中间审判长说别耽误挣钱；

5、气不死：开庭时被害人家属站起来指责，旁听家属谩骂，公诉人身攻击，五毛造谣，法庭不理正确意见、房立刚被要求抽出裤腰带安检。

北海案辩护律师所付出的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在法庭辩论时，一位公诉人明确表示对辩护律师的无私精神予以肯定；休庭后，两位书记员也赞叹：你们是很负责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有责任这两个字。谈到责任，确实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国家实现民主与法治。这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离开北海的这一段时间，我有时还会梦见二十多天的鏖战，梦见我国的法制建设实现了大跃进，一夜之间超越美国。其实，有这个梦想的不会就我一个人。参加北海案的辩护律师们，从年近六旬的陈光武律师，到八零后的王兴律师，无一不是在为梦想而坚守。而律坛怪侠杨金柱为了这个梦想，这几天已经进入癫狂状态。因为他耗费心血、殚精竭虑筹备的公益刑辩律师研修班，竟然以莫名其妙的方式结束了。上个星期二的晚上，我和周泽律师在长沙机场擦肩而过，我回北京，他去长沙。作为杨金柱邀请的免费授课老师，我的课排在星期二上午，周泽的课排在星期三上午。众所周知，我们都没有上成课，因为杨金柱预订的上课地点被人家给取消了。当我与来自包括西藏在内的各地学员握手告别的时候，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些律师无一不是在与我们共同为梦想而坚守啊。

提到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这在北海案中是值得大书一笔的。经辩护律师的努力，特别是杨金柱的强烈坚持，法庭率先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进行了实质性审查，仅对裴日红相关证据的排查，就足足进行了7天，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后来因时间的原因，有虎头蛇尾之嫌，但还是首开对非法证据实质性审查的先河。

另外，多名办案警察出庭接受质询，也是罕见。以至于旁听群众说，这个案子好像不是在审判被告人，而是在审判警察。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长时间的庭审开启了被告人的权利意识，教会了被告人如何维权。多名被告人在辩护律师、公诉人对证人交叉讯问的感染下，大胆的对曾经对其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反复追问、质对。并勇敢的要求警官证人要实事求是。甚至提醒证人：“现在是我问你！”，要求证人转化角色，如实回答问题。显示了在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下，被告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是难能可贵的。

北海案，四次开庭，三次延期，三次变更。第四次开庭时间长达二十天，仅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就用了一个星期。此案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继李庄案后，又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甚至有人说此案的重大意义已经超过李庄案。

如何规避风险？这是许多年轻律师几乎都要问的问题。我经过反复测算，发现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规避风险，那就是不要做律师了。本月16日的凤凰卫视播出了对我和王兴律师的采访，我就提出了这个办法。采访时闾丘露薇问我如何看待这种风险？我回答是“时刻准备着”。可能人家觉得太悲壮，就给剪掉了。

如果说李庄被抓后我们提出“今后我们还要不要做律师”的疑问，可以理解；北海杨在新等四律师被抓后我们还提出“今后我们还要不要做律师”的疑问，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当北海案那些被冤枉的青年面临死刑的结局，而他们的辩护律师被抓，请求我们为他继续辩护时，我们如何能够说得出口：“对不起，有风险，我不做刑辩律师了”？反正我是说不出。而如果我们亲临现在听到了各被告人的上述最后陈述，我觉得如果我们在拒绝做刑辩业务，真的成了罪过。

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律师，有专做刑辩的，还有从来没有做过刑辩的，汇集北海，演出了一场法制大戏，或者说做了一场法制大梦。

可以这样说，北海案体现了中国刑辩律师的一种精神。在中国刑辩律师们正在苦苦挣扎的法制环境中，能够出现这样的精神，是比较神奇的。刚才说到“五不精神”，陈光武、杨金柱、覃永沛，是践行五不精神的典范。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升华。而且，参与北海案惊心动魄的二十天开庭，不论是出庭的辩护律师还是旁听的围观律师，甚至于连旁听证都没有搞到而只能在外服务呐喊的律师，无一不感到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

今年4月22日李庄案休庭后，我和斯伟江律师走出重庆江北法院大门，有两位西南政法大学的同学要我签名。我签完名本想写点什么，可想了半天不知道写什么。在当时，做律师与不做律师似乎是个问题。特别是刑辩律师，风险因为无处不在。今天，我不但支持与鼓励李庄的儿子做律师，而且如果西南政法的那两位同学现在让我写点什么，我会写：“如果你还有梦，你就做律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