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有几个律师给我打电话，问了我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经常在实践中遇到。第一个问题是，在侦查阶段，律师拥有辩护人的地位有什么实质意义？《刑事诉讼法》第一个重大的修改就是确立了辩护人的地位。很多律师认为毫无意义，只是一个名称的变化，由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改成了辩护人。这个阶段是给律师垄断的一个辩护权，非律师不能介入侦查阶段，律师拥有辩护人地位。
　　除了名称的变化，还有没有别的变化，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我个人觉得这一修改不光是名称的变化，实质上是一场重大的变革。律师第一次实质性地介入到了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终结前，侦查人员要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而且书面辩护意见要载入案件笔录，随案移送。这一条文的根本制度突破在于让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实质的辩护。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律师可以介入侦查阶段，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介入，最多只是会见在押的嫌疑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侦查阶段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会见问题，会见不具有侦查阶段独立的辩护效果，只是为审判做准备，会见的根本目的是庭前准备。会见中和委托人沟通，建立一种诚实信任的关系，协调辩护立场，形成辩护思路，这些都带有非独立性的特点，是在为审判做准备。
　　在侦查阶段能做辩护吗？能把一个案件拦截在侦查大门之外吗？可以把一个案件阻挡在公诉之前吗？过去有些律师做过，但是过去名不正言不顺，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这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直接向侦察员发表辩护意见，即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做无罪辩护。
　　最近在北京有两个案件。一个是私分国有资产案，北京某国有企业老总私分国有资产被拘留。另外一个是非法经营案。律师在跟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沟通的时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想法，即接触越早越好。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99%的案件到了审判阶段就为时已晚，无罪辩护率非常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无罪辩护率可能低于0.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每年市级法院判无罪的案件不到2500件，而整个侦查阶段的案件基数远远超过100万件，在审判阶段是80万件左右。一百多万件的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最终只有不到2000多件的案件宣告无罪，当然还有大量撤回起诉的。这可以得出对中国现状的基本判断，即审判阶段的辩护，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困难。这和中国目前的司法环境有极大关系，审判阶段是矛盾的交汇点，公安、检察、当地政法委、当地的各种党委政府对案件的干预最终落脚在法庭上。律师如果能够在案件侦查阶段与当地办案机关有很好的工作关系，而且又有独辟蹊径的辩护思路的话，可能能发挥独特的效果。
　　以上两个案件都被阻挡在审查起诉程序之外。各办案机关还发出慨叹，检察院称“如果再晚几天，一旦到了起诉阶段，律师就会变得更加被动。”律师整天生活在案件之中，要高度重视侦查阶段的辩护。这是《刑事诉讼法》给律师提供的一个最新的战略空间，过去从来没有。过去是以审判为中心进行的辩护，毕其功于一役，最后成就成，败就败，非常被动。因而侦查阶段绝对不单纯是名称的变化，辩护人地位的确定，事实上是把辩护的战略选择提前到侦查阶段了。
　　还有一个例子，第一次允许辩护律师介入审查批捕阶段，过去从来没有。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检察官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必经程序。如果没有提出要求的话，检察官是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审查批捕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功能和构造，是检察院专属的权利，被称为刑事司法的上游。只要批捕了，绝大多数案件都会被定罪，甚至判处有期徒刑，所以实践中有一句话叫“构罪就捕”，“构罪就判刑”。
　　从检察院的内部考核机制来看，只要批准逮捕了，检察院内部只要不起诉，对批捕的检察官来说就是一个错案，要扣分、扣奖金，并且影响今后的升迁。捕后判无罪更是业绩考核最严重的一种后果，影响到批捕检察官今后的发展。所以批捕对检察院来说意味着案件基本办成，批捕对侦察员来说意味着正式侦破案件。我们国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是以批捕率来决定业绩考核标准的，批捕很重要。
　　我最近接触的几个案件，都把案子阻挡在批捕大门之外。其中有一个涉及贪污的案件，一个中学的校长带着自己的领导班子公款旅游，检察院以没经过集体讨论为由，以贪污罪立案。由于律师及早介入，做了多方面工作，最后说服检察官做出不批捕的决定。如果进入程序，批捕以后几乎必然要定罪，而且以前有这种定罪的先例。不批捕，给检察院一个重大的机会，使检察院没有更多负担。
　　所以，在批捕阶段允许律师介入等于给了律师两种辩护的选择，一是无罪辩护，二是程序辩护。在批捕环节，律师可以直接论证被告人不构成犯罪，从而把案件阻挡在批捕程序之外。另外也可以在程序上论证没有逮捕必要。这次强制措施制度正式把逮捕的必要性写入《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条逮捕必要性的标准。这次修改后，逮捕的条件没有大变化，逮捕必要性发生了重大变化。逮捕的必要性中没有企图自杀逃跑的，可能妨碍作证的，可能威胁恐吓证人的等任何一条，律师做的是逮捕必要性的辩护。
　　连带的问题就出来了，在侦查阶段，要不要有调查权？长期以来，观念、惯例以及理论上都认为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权，这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也同意。但是，能说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还没有调查权吗？没有调查权怎么向侦察员发表辩护意见？没有调查权怎么在批捕环节做没有逮捕必要性的辩护？比如律师调查当事人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学校受教育情况，财产状况，帮教条件等，来论证没有逮捕必要，这种调查谁会阻拦呢？多年以来律师投鼠忌器，担心调查会引起不必要的职业风险，所以一提调查如临大敌。
　　其实，律师过去的调查走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主流的辩护理论没有研究这个问题。过去律师经常找控方证人、被害人调查，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对控方证人和被害人进行调查必须征得检察机关的同意，征得被害人的同意。到现在为止，这个条文仍保留在新《刑事诉讼法》之中。不经对方同意，私自会见对方的证人和被害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这是现在执业最大的风险来源。相反，律师如果去找检察官从来没找过的人，调取检察官没有调查核实的证据，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做好笔录，不采用任何违规的操作方式，就不会有风险。
　　在亚洲刑事辩护律师论坛上，我国很多律师在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律师会谈的时候经常问，“你们的调查权受不受限制”。对方和我国律师处的环境不同，他们感到很疑惑，不明白我国律师提的问题是什么，面临什么问题。
　　在曼谷讨论的时候，大陆有一位律师提到“你们能不能直接单独会见控方证人”？。香港大律师公会的一个大律师回答“我可以找，如果这个人拒绝，我扭头就走，绝对不纠缠”。大陆律师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多说几句话就会带来执业风险，比如我说‘你配合我吧，将来会得到什么好处，’这叫诱惑；说‘你一定配合我，不然的话多么危险’这就是威胁；说‘你看那个人都配合我了，你还不配合我’这就是欺骗。”这些内容都规定在香港大律师公会的职业道德惩戒规则之中，香港从来不会抓律师，也没有伪证罪的规定。但是，香港大律师公会会惩戒律师，律师的这种行为叫私自会见对方证人，并且采用不正当的询问方式。
　　这位律师扭头就走是放弃吗？不是，律师直接找法官，向法官发表意见，说：“证人了解案情，我要求他出庭作证，调查时遭到拒绝，请法官发布证人令。”法官简单审查证明标准后，发现证人跟案件有关，直接发布证人令。律师拿着证人令找证人，证人再不来就可以直接拘传。到了法庭审判阶段证人不来的话，就构成蔑视法庭罪。所以在香港不存在调查难，法官给律师提供了充分的司法保障，针对证人的，有证人令，针对物证、书证的，有调查令。就像我国民事诉讼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样，今后刑事诉讼制度是保障充满危险的调查权，还是发展调查令制度和证人令制度，答案很明确。
　　现在很多地方，甚至很多边远地方在民事诉讼中都已经出台了调查令制度，我非常赞同这一制度。与其让律师私下会见证人，不如发布调查令，让证人出现在法庭上，对双方都是公平的。所以今后刑诉的发展方向是辩护律师不要私自会见控方证人，检察官也不能私自会见辩方证人。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给律师带来的最大风险就是将三种无罪证据要告知检察机关，这三类证据是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犯罪嫌疑人是精神病的证据、犯罪嫌疑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律师应当告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但告知后就会有办案机关威胁，恐吓证人的风险。现在《刑事诉讼法》鼓励检察官找证人，禁止律师找对方证人。其实要找都找，要威胁证人都可以威胁，这才公平，但是这样会妨碍司法公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证人出庭作证。
　　在侦查阶段律师介入时是否拥有调查权？答案是肯定的。调查权是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内在应有之意。这个阶段不让律师阅卷，只能会见，如果不让调查的话，将无法辩护，无法发表无罪辩护意见和没有逮捕必要性的意见，从而无法将案件拦截在法院开庭之前。证据信息的取得，必须经过调查，因而不能小瞧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
　　还有一个问题，侦查阶段律师拥有了辩护人的地位，法律规定“侦察员侦查终结后，把案件移送的情况交给嫌疑人和律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将来做司法解释时，如果不违反立法原意的话，应当解释为侦查机关应把移送起诉意见书交给辩护律师。因为律师是独立的辩护方，过去律师只是提供法律咨询的律师。移送起诉的起诉意见书送达给辩护律师，就保障了律师的知情权，为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做辩护奠定了基础，也是对律师职业的一种尊重。
　　

另外，侦查阶段关于辩护的改变不仅是辩护人身份的确立，还把程序辩护提前到开庭前了。《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四种特别程序，分别是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简称“少年司法程序”；刑事和解程序；被告人、嫌疑人逃逸或死亡案件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这四种特别程序给律师辩护增加了新的机会和空间。律师的业务增加了，业务增长点大大拓展了。
　　

未成年人案件的特别程序拓展了三个业务增长点：第一，申请附条件不起诉，是不起诉的前奏，将来99%都不起诉。申请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是可能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有悔罪表现，律师将要向检察官论证案件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所以，以后未成年人案件首先要打未成年人案件的附条件不起诉，这个成功了，几乎就等于无罪辩护成功了，将案件阻挡在开庭之前。
　　第二，六个月到一年的考验期结束后申请不起诉。起诉的条件很严格，必须是犯了新罪或者有漏罪的，或者违反治安处罚或者违反监管规定的，符合以上两种情况之一的就可以转为起诉，其他都不起诉。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把执行中的理念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这时候称之为社区帮教了，社工介入后，让犯罪嫌疑人定期汇报他的改造情况，在这一阶段律师大有作为。
　　第三，前科封存制度。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刑罚执行完毕后可申请前科封存。前科封存一旦成功，犯罪记录抹去，视为没有犯罪，不影响今后上学、工作。这些工作谁来做，律师必然要介入进来。一个少年案件增加了三个重大的业务增长点，能说跟律师没关系吗？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三年以下的故意犯罪，七年以下的过失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当然还有例外。过去长期以来很多大律师不愿意做刑事和解，认为和解体现不了大律师的智慧、技巧。但是，今天很多死刑案件都可以搞刑事和解。一旦出现刑事和解都有可能把死刑改成非死刑，所以刑事和解不单纯是一个不简单的案件。
　　《刑事诉讼法》采用比较保守的做法，明文规定刑事案件的和解程序适用于七年以下的过失犯罪，三年以下的故意犯罪。但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程序。死刑案件和解照样是一个酌定量刑情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0月1日公布的量刑指导意见，刑事和解有两个情节，第一，退赔、赔偿；第二，赢得被害方的谅解。将来在加刑和减刑的时候，要按照两个情节来计算。
　　刑事和解会给律师提供一个战略机会，在审查起诉阶段申请和解可能相对不起诉，按无罪来处理，在法庭上作为从轻量刑的酌定情节，而且这个情节跟传统的量刑情节不同。传统的量刑辩护是寻找证据，发现证据，发现情节。刑事和解是独一无二地制造、促成新的量刑情节。以后的量刑情节分两种，一种是已经出现需要去发现、搜集的情节，这是传统的辩护思路。最新的量刑辩护思路是制造、促成量刑情节，没有情节制造情节，没有情节促成情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刑事和解。律师要参与制造，参与促成，从无到有为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这个程序是为了适应《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制定的一个新程序，主要是针对外逃的贪官。我国有几千名贪官外逃，带走了上千亿元的资产，一个贪官都抓不回来，好不容易抓回来赖昌星，但只是人回来了，两百多个亿都被加拿大政府扣留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的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规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个制度给律师业务带来重大的业务增长点。
　　具备逃逸、通缉一年不到案或者死亡两个条件其中之一的，检察院申请，中级人民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先公告6个月，公告期之内没有人提出异议的自动生效，直接裁定没收财产。公告期6个月之内，只要有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法院就要开庭审理。律师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介入，这个诉讼叫“民事追缴之诉”。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中国，律师的身份就是替他辩护，如果不在中国，律师的身份就是为他提供诉讼代理人。律师的业务一个都跑不了，而且律师可以按诉讼标的额来收费，如果标的是2.5亿，按5%或者3%收费都是天文数字。
　　同时，这一程序是两审终审，一审开庭完裁定后，还可以上诉和抗诉，这是介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的交叉业务，是新的业务增长点。法制每前进一步，律师的业务就增加一份。律师这一职业很容易受司法改革的影响，所以很多律师需要在态度上反思。一提法律修改，一提《刑事诉讼法》变革，很多律师就说没用，态度非常消极。
　　其实律师这一职业跟法制是密切相关的，要善于发现制度中对律师有利的因素，发扬光大，对不利的因素尽量遏制。现在律师人数已经有二十万之众，律师协会越来越起作用，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全国律协刑辩委员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比较七八月份公布的草案和最后政府确定稿后会发现，律师至少拦截了十几处内容，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但也是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律师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解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审判前的辩护得到了扩展。概括而言，审判前的辩护共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将传统的会见、阅卷作出了战略性的改革，让律师的会见难、阅卷难问题得到了缓解。但是，调查权没有任何进步，没有吸收民事诉讼中的调查令制度。
　　有一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开会时，我提出吸收民事诉讼中的调查令制度，引入到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遇到困难直接找法官，法官发布调查令或者证人令。但是我的观点没有被采纳，这一观点有点曲高和寡，很多在场的学者不支持，律师在场的又很少，还有大量的公检法人员漠不关心。这一刻我感到很孤独，我多么希望多些律师赞同，把这一问题解决了，很多改革有时候靠一个人是很难的。《刑事诉讼法》至今达不到民事诉讼中调查令制度的水平，跟这次立法中没有做实际调查研究有关。很多研究刑事诉讼的人就看刑诉，不看民诉，很多公检法司不看民事诉讼的发展。很多地方搞调查令，效果非常不错，当然也不是100%能解决问题，但是有进步就有一线希望。
　　

侦查终结以前律师可以向侦察员发表辩护意见，《刑事诉讼法》侦查一章有专门的条文规定。辩护可以是无罪辩护，也可以是程序辩护，还可以是罪轻辩护。从实践的经验来看，最有效的辩护是三种：第一，把罪与非罪界限模糊的案件打掉，阻止在侦查终结前。第二，把多个犯罪打掉其中一个或部分，在我国部分案件的无罪辩护效果相对要好一些，完全推翻有可能，但是确实比较困难。第三，犯罪数额多起的打掉一部分数额。受贿180万，打掉其中的50万，100万，如果证据不足的话都可以。当然还可以做一些程序辩护。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发表辩护意见，提出书面意见的，要载入案件笔录，随案移送。在检察官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也可以发表辩护意见，而且是必经程序。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如何把一部分案件打掉，使它不载入起诉书，要么让起诉书上的罪名降下来，要么把一部分犯罪打掉。比如，某官员涉嫌受贿，反贪局认定的数额是20万，如果在这个阶段能打掉11万以上，就大获全胜，将来的量刑在10年以下。如果能将故意伤害致死改成过失致人死亡、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罪名，量刑将会大大降低。这在实践中经常发生，把起诉的罪名一改，局面焕然一新，为审判阶段的辩护奠定基础。
　　

在这一阶段律师要做最大量最集中的程序辩护。这都发生在法庭前，开庭前的听证会阶段进行有效的程序辩护，就非法证据排除、管辖异议、申请回避、变更开庭时间、延期审理、变更简易程序等发表辩护意见，展开有效的程序辩护。概括起来，审判前的辩护除了不包括量刑辩护以外，把其他所有的辩护形态都包括进来，律师在这一阶段可以做无罪辩护，可以做重罪改轻罪的辩护，可以做程序辩护。
　　

怎么有效地运用好审判前阶段发挥有效的辩护？有几点仅供参考。
　　

在讨论量刑和审判的时候，我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立法讨论会，包括最高法院、学者、律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要求把量刑程序写入《刑事诉讼法》，结果一些立法的执笔人对此不感兴趣，甚至还说，“当初搞量刑改革，我就反对，最高法院就搞起来了，你搞你的，我就不写到《刑事诉讼法》，我不同意量刑改革。”这是在较劲。量刑改革不是最高法院搞的，是中央政法委司法改革的一部分，写入2008年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指导意见，规范法官的量刑裁量权，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的过程，这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中之重。
　　结果由于几个部门较劲，最后搞成了一个条文。这个条文规定“要对定罪量刑部分进行法庭分别调查和辩论”，感觉跟量刑没什么关系。很多律师问我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这就是被立法机关给搅来搅去，最终成这样了，原来就是给量刑规定的。一方面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如火如荼，最高法院已经公布了量刑规范化意见，两高三部公布了量刑程序改革，制定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另一方面却无法写进新《刑事诉讼法》之中。
　　

　　要分析、研究量刑辩护的规律，就一定要研究量刑辩护跟无罪辩护的区别。研究量刑辩护，首先清楚什么叫量刑辩护。在我国量刑辩护和另外两种辩护并成为实体辩护，这两种辩护分别为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无罪辩护是以彻底推翻控方的指控罪名为核心的辩护。
　　罪轻辩护分三种。第一种，重罪改轻罪的辩护。比如实践中最常见的贪污贿赂罪改成挪用公款罪；故意伤害致死改成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改成过失致人死亡；受贿罪改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把重罪名打掉，确立轻罪名。这都是实践中基本的辩护技巧，只要被告人同意就不用担心第二公诉人的指责。第二种，降低涉案数额的辩护，把原来的30万降到10万，把50万降到8万，尤其涉及一些经济类犯罪，把数额降下来也是一种重罪改轻罪的辩护。第三种，数罪减部分罪的辩护，将5个罪减掉3个罪，8个罪减掉7个罪，这些总体上都叫罪轻辩护。罪轻辩护比较复杂，包含了无罪辩护的要素，减掉的那部分就是无罪辩护，剩下的部分是有罪辩护。所以我们简称为罪轻辩护。
　　量刑辩护是实体辩护的第三种，不同于无罪辩护，也不同于罪轻辩护。量刑辩护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量刑辩护的逻辑起点是承认被告人有罪。选择了量刑辩护，逻辑上就放弃了无罪辩护。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两者是矛盾的，因为量刑辩护是量刑情节的辩护，以承认被告人有罪为前提。
　　第二个特点，量刑辩护不针对罪名，只针对量刑情节。如果针对罪名，就是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所以量刑辩护又称为量刑情节的辩护，量刑情节是量刑辩护的逻辑细胞，在逻辑上是最小的细胞。打量刑辩护就是打量刑情节，要研究法定情节，酌定情节，各种规律。
　　第三个特点，量刑辩护是多与少的辩护。无罪辩护是有和无的辩护，只有两种选择，有罪或者无罪，成立或不成立，没有第三种选择，有了第三种选择就是罪轻辩护。量刑辩护是多与少的辩护，打的是幅度，主要以幅度为中心。所以多与少的问题不存在冤假错案，只有在有罪和无罪的问题上会出现冤假错案。所以我国一出冤假错案就无罪判有罪了，冤枉无辜，冤假错案，在量刑问题上不存在冤假错案。
　　第四个特点，量刑辩护的最高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限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由于量刑不存在冤假错案，不存在绝对的对或者绝对的错，所以最大限度地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量刑辩护的最高目标。法官不能想判八年和三年随便，自由裁量权太大，量刑辩护追求的目标是有效约束量刑自由裁量权，让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恰如其分。这个研究目前是初步的，谈一点粗浅的体会，过去过分重视无罪辩护，忽略了量刑辩护，其实量刑辩护有很多规律可以研究。
　　

数量化的量刑辩护有三点要素，第一，要研究个案的量刑基准，又叫基准刑。这个概念在现在的刑法教科书里都没有，刑法学理论已经大大落后于中国改革的实践了，所以最近5年来的情况是刑事诉讼理论落后了，刑法理论也落后了，实践走在理论前面，中国现在开始探索出一些新的改革。过去的书还没来得及修订，没有量刑基准方面的讨论，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量刑基准加以明确。
　　量刑基准和起点不一样，3—10年，起点刑是3年，但基准刑绝对不是3年。大家对量刑基准有争论，通说认为量刑基准是量刑幅度的中间点，3年—10年的量刑幅度，量刑基准一般是6年左右。量刑基准就是一个案件在犯罪既遂状态下的量刑幅度，不考虑任何情节。比如研究一个受贿案，受贿金额是20万，受贿20万量刑基准最多也就10年，这时候基准刑和起点刑有时候会交叉。现在200万跟20万的区别不大，量刑最多差3年，基点刑可能就会变成10年6个月左右，这时和起点刑会有点区别。
　　第二，要学会对每个量刑情节进行数量化的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对每个量刑情节都规定有一定的幅度，减20%—30%，减40%—50%，加10%—20%等。比如，累犯要加10%—20%，未成年人犯罪要减30%左右，自首的减20%—30%，重大立功的减30%—40%，都数量化。所以，律师要学会运用最高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和各高级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进行数量化的量刑。
　　第三，量刑辩护意见要落脚在具体的量刑方案上。传统的建议从轻，减轻量刑已经不合时宜了，应当直接建议判三年有期徒刑，建议判缓刑等等。具体、明确的量刑种类和幅度是今后量刑辩护的一个核心，当然要有一定的根据。走向数量化，精密化的量刑是给量刑辩护带来的第一个重大的战略挑战。第二个挑战，今后量刑辩护还是在量刑情节，量刑情节的核心有二：其一，打掉控方某一个不成立的量刑情节；其二，论证本方的量刑情节。最近在山东东营和贵州遵义，我在两个律师协会朋友的大力支持下搞了这个项目，结果发现了一些规律。
　　

今天应该开创一个刑事辩护学，律师有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中国辩护的传统，但是缺乏总结。学者有大部分人在研究西方，不研究中国问题，其实两者结合起来非常重要。独立辩护问题和有效辩护问题代表了律师辩护理论的前沿问题。最近这几年研究刑诉的学者发现两个问题出现，在我国矛盾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成了一个瓶颈效应。
　　

独立辩护的观点带来三个后果。
　　第一，法庭上律师经常和委托人发生冲突，导致辩护思路相左，辩护效果相互抵消。当事人认罪的，律师做无罪辩护，当事人不认罪的，律师做有罪辩护。而且律师不和当事人沟通、协商，就直接独立辩护，面向旁听观众，侃侃而谈。律师和委托人观点发生冲突、分歧，而且以独立辩护自居。
　　第二，律师不注意和客户协商、沟通。律师只做单方面的辩护，在辩护中充当孤家寡人，即使会见也是单方面信息的传递，没有一种协商机制、协调机制，不能有效地相互沟通，协调辩护思路。
　　第三，律师和委托人之间提防大过信任。律师更多的是强调委托人非理性的、不讲法律的、感情用事的一面，而忽略了被告人是所有辩护权的来源。在民法上被告人是委托人，律师是代理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有一个最高的禁令，就是严禁代理人出卖委托人，忠实于客户的利益是第一职业道德，这是从民法上的委托关系推导出来的。而刑事辩护成了一个特区，民事代理越来越走向代理，刑事辩护越来越不像代理。我们游离在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土地上，这样的辩护不知道往何处走，以至于走到极端，就是完全跟客户在法庭上发生冲突。
　　

独立辩护人有两个来源。
　　第一，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心态。1982年以后，《律师暂行条例》把律师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国家法律工作者相当于公务员，当然要独立，律师只是给司法局工作的法律顾问，工作单位是法律顾问处，承担的是国家责任，凭什么要听委托人的？某著名辩护律师给江青辩护，江青要求他当代理人，他拒绝了，最后江青没有辩护。拒绝的对不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少跟当时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观念有一定关系。这是强调国家责任，强调政府责任带来的一个后果。法律制度、律师制度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律师的伦理、职业道德、观念还停留在原来，受到原来观念的影响。
　　第二，裁判者的心态。律师会有这种独立辩护人的心态，总是把自己想象成裁判者，认为对案件了如指掌，自己是裁判，因此站在事实和法律的角度来辩护。一种裁判者的心态促使律师独立辩护人思想的产生。作为裁判，认为99%的嫌疑人、被告人都是有罪的，律师没有和自己的委托人站在一个平面上，真正地建立一种民事代理的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代理关系，那么不管当事人是否有罪，不管当事人罪大恶极与否，在程序过程中，所有对当事人有利的，律师都应该给辩护。还要让当事人知情，和当事人协商，因为当事人是律师的客户，律师是当事人的代理人。如果持这样的观念，情况则会大为改变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国的制度也没有鼓励律师真正地和委托人建立平等的关系。在整个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另外中国法庭的布局决定了律师没法和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律师不能和犯罪嫌疑人进行对话，没有坐在一起。在美国，律师是和客户坐在一起的，而且客户衣着光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我国，法庭上律师没法和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我国目前的整个制度也没法在律师和委托人之间建立一个真正的代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