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叶海燕被拘事件中，我也是“未能脱俗”者中的一员。也认为确实有人对叶海燕下套。从电话录音中我们得知：那伙不速之客被叶海燕挥刀驱逐后，警察来的也太及时了。其实闹事时警察已在旁边。事后叶海燕指责“他们私闯民宅”，警察又为来者辩解说叶海燕的房间是“性权工作室”。“工作室”是“公共场所”。言外之意任何人可以随便出入。现案件已结，警察难道还认为这伙“不速之客”是来“工作”的吗？

超越左右一起飞

甄鹏

最近写了几篇关于宪政之争和校长开房的文章，一些人感到诧异，认为我的观点和态度转变了。有的网友说：“甄先生这篇文章既失以前文章锐气之光泽，又缺这一领域必要之见识。感觉有失水准，希望能写出更好的文章。”（“汉远文章”在陈光武点睛网博客晨光斋转载的我的文章《我看宪政之争》后面的评论6月6日）

有的网友说：“甄鹏先生：在你的文章里，我看到了你的委屈，但我不打算同情你。我是个农民，也许我没有资格评论你，一是因为你的级别高，二是因为你的阶级观念还很严重。你不但不认错，还自以为清高，我告诉你，你已经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如果，你认为我的话不齿，那你就一意孤行吧。”（肖书勋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的评论6月7日）

上面的两位网友读过我的一些文章，对我有一定了解。有的网友只是碰巧阅读了我的这几篇文章。例如，一位网友说：“大家小心了，从对叶海燕和艾晓明事件对其二人的行为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来看，这个甄鹏是个超级五毛！从这一篇是非不分、含混其辞、向胡锡进靠拢的文章看，他的五毛面目正在慢慢显露！不谈宪政，甚至不让谈宪政，何谈依法治国？甄鹏竟然以胡锡进的话作为其论据，其五毛实质已经暴露无疑。”（“txwuyu”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的评论6月7日）那些对我搞人身攻击的我就不屑提了。

我的思想有重大转变吗？这是否与以前的我一致？很多读者并不真正了解我。读者喜欢我，可能因为我的文字犀利严谨，快意恩仇。例如我的如下文字：“你有权草菅人命，我有权下笔如刀。”“谈笑于高人前；纵横于江湖间。情之所愿，虽死何悔？情之所恶，虽死何惧？”“独爱孟子，因为他的书生本色，坦荡正直，骨子里洋溢着不屈不挠的斗志；因为他的荡气回肠、豪气干云，他是文人中的侠客。”“如果没有抗争，这永远是一片荒芜的土地。自由的种子不死，自由的精神永存！”

他们没有看到我的另一面，我的客观、中立，不拉帮结伙。我曾三论方舟子与贺卫方之争，但不影响我对他们二位的尊重。我曾撰文四十多篇评论韩寒代笔事件，严厉地批评方舟子，但我仍然承认方舟子的正面作用。在《方舟子：孤独的勇士》一文的序言中，我写道：“这种对方舟子褒贬有加的文章两边不讨好。方舟子对公开批评他的人记仇，不会喜欢。众多的方舟子的反对者自然更不会喜欢。我的一些朋友和读者，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和韩寒的支持者，恐怕也会不快。‘违众而言，是不和于友也。’然宁得罪朋友，不敢不忠于原则。最终，我还是完成了这篇酝酿许久的文章。”

这就是我的另一面。我的这个特点与我多学科的专业背景有关系。在《徜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一文中，我写道：“关于科学、人文之间傲慢与偏见的故事还在上演，一代代新人继续进行着争论。作为极端的例子，在人文学者眼中，科学家是闭门造车的实验室怪物；在科学家眼中，人文学者是故弄玄虚的空谈家。其实，科学家需要补充人文知识，人文学者也要接受科学精神。正如萨顿所说：‘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

下面我重点谈一下左右的问题。在《简论政治上的左右》一文钟，我提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政治上左、右翼分类的标志。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历史和南斯拉夫历史的学者，我了解左、右两翼的差别。例如，我读完贝尔格莱德大学社会学教授、南斯拉夫左翼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妻子马尔科维奇的日记《昨天或者明天》后评论道：“这是一本枯燥、基本没有历史价值的书。作者是一个老式共产党人和女权主义者。对于政治事件，不同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当代中国，左派力量很强大。知识分子中代表人物有胡锡进、司马南、孔庆东、杨帆等人，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不是一句“被洗脑”就能解释过去的。你怎么想像上述知识分子没有掌握信息、被洗脑呢？苏联解体后，仍有很多人信奉共产主义。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任何社会，左派都是天然存在的。不要对我讲中国的左派和外国的左派不同，我在《简论政治上的左右》一文中都说清楚了。

非常遗憾，中国的右派不愿与左派对话。连右派中最为理性、温和的斯伟江律师也不能免俗。例如，他如此评价胡锡进：“以前石扉客称赞胡锡进风度好。我也曾附和过。不过，观察越多，我发现，如果胡经常发一些逻辑不通，似是而非的微博，从历史上看，胡如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以后必精神分裂。”（其新浪微博5月29日）

在叶海燕举牌和艾晓明露奶事件中，大批民主派人士因为圈子和派别站队。对待朱令案，法律界相当谨慎。记得有位律师提醒我，拿一波三折的胭脂案来比喻朱令案。而现在，律师们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渲染叶海燕被抓是报复和迫害。连一贯老成持重的陈有西律师也认为这是给叶海燕下的“圈套”。（其新浪微博6月3日）对比一下律师们在朱令案和叶海燕案中的表现，就会发现他们是否异常。

《简论政治上的左右》一文最后一段话特别重要，我引用如下：“左、右翼是政治领域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也在政治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贺卫方等人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有人说：‘不遗余力地把中国人划分为左派右派，然后打上标签，社会被撕裂，亲者痛仇者快，某些人，你们终于成功了！’这是毛泽东时代的非正常作法。在西方，左、右力量既竞争又合作，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正常的左、右划分，并不是为了阶级斗争。我们不应回避左、右翼之间的巨大分歧，要学会宽容和求同存异。政治就是妥协的过程。”

在宪政之争中，我提出我是超脱宪政派，“学术之争带有理想性，政治之争要妥协，在坚持底线原则下进行妥协。”（《我是超脱宪政派》）我再次“呼吁所有右派人士：如果你们要为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那么你们一定要理智、宽容！”（《方舟子与贺卫方之争的反思》）只要双方都承认法治原则，我支持左右对话，超越左右一起飞。超越左右不是统一二者，而是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下求同存异。最后，感谢读者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例如，一位曾撰文批评过我的网友现在说：“甄鹏这次比某些‘法律精英’更具法律精神。”（“lx19542”在凯迪社区的以引文为题目的文章6月7日）

（甄鹏《高山西月网》2013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