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有，还是没有？——兼答友人问

阿计

    今天有朋友提出如果不抱幻想，“那怎么办”之问，实际上涉及到未来的国家命运和自身选择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就个体选择而言，当然可以通过移民等“用脚投票”的方式以避乱世，但整体社会恐怕已无法避免暴风雨的到来。

    知识界热议的“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路径问题，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伪问题，改革也好，革命也好，是你知识分子主观意识能够决定的吗？事实上它只能决定于客观的历史演变。从思想自由的角度而言，虽然“革命”也是一种选项（从美国宪法可以知道，“革命”或者“暴/ 力”只要是在言说层面而非付诸行动，就是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根本不可能构成“颠覆”之类的罪名，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林达等人关于美国宪政等的系列书），但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几乎无人赞成或刻意追求这一选项，只是有许多人指出了这种客观趋势，而这种趋势正在日益走向现实。

    从翁//安事件到近日的京///温事件，有哪一件是知识分子煽动的结果？其源起无不是恶吏之行令人忍无可忍或公权力丧失基本社会信任，而在“稳维”思路下，压制成为唯一解套方案，而“煽动”必被栽赃成其中的一条罪状。至于纵容民粹、诬指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为“卖国贼”等等，都是同一逻辑的发展，其结果就是，搞得许多人连“爱国”与“爱政府”、“爱D”之类的基本区别也分辩不清了。

    中国语境下，改革的主动权不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手中，而在权力集团手中，而现在的问题，不是权力者愿不愿意改的问题，而是压根儿已不能改、不可能改的问题，因为最好的时机已经丧失，在私人和利益集团已经彻底绑架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改革已不可能成为一种民主议价的过程，任何一种微小的、哪怕是缓慢的实质性改革（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实质性改革，而非蒙蔽公众的所谓改革烟幕弹），也可能等于彻底革掉自己的命，必然陷入“亡G”还是“亡D”的两难，所以拒绝实质性的改革、无限期地拖延改革成为必然选项，当朝坐稳，哪管身后洪水滔天？日积月累，直到倒逼出另一条可能。

    崩盘不是问题，区别只在于时间、方式和后果，真正要考虑的是“崩盘后时代”的问题。“革命”可能带来好的结果，但那是社会还具有良好精神基础的概率性事件，如俄罗斯具有强大的东正教伦理基础和国民素养，其民主转型依然经历了漫长过程，且至今普京式强人统治的阴影依然尾大不掉。台湾的民主转型除了国民党自觉放弃独裁、开放社会政治权利，从根本上也是其文化基础深厚、公民社会发育较强的结果。

    与之相比，中国社会状况与八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上层没有健康力量就不说了，底层呢，因为成功的洗脑术和“不谈主义，只谈利益”的诱惑，曾经怀抱理想主义的普罗大众也早已演变成利益最大化群体，缺乏信仰、礼崩乐坏、尔虞我诈等等是集体性症候，尤其是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观念和实践层面的被遮蔽、被扭曲，也导致合作、妥协、赦免式的改革失去了起码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基础，甚至连大部分所谓知识分子（非西方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失德失智，甘作权力宠臣或犬儒式学问，或者稀里糊涂地为官方迷魂术站台背书，却不明白修补式幻想和表里不一的承诺，才是让社会支付真正的、更大的代价。

    如此情形下，“革命”带来的确实可能是一个不理想的结果，甚至有产生雅各宾派专政或暴民政治的危险，而在仇富心理、误读社会公平等因素影响下，最终受到巨大伤害和冲击的，可能也不是那些早已转移资产、拔脚溜走的贪官污吏，而是本应成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更为弱势的社会群体。但必须强调一点，即便出现这样的结果，从根本上也不是这个国家普通人的原罪，恰恰是权贵集团拒绝改革的恶之花。

    回到“那怎么办”之问，关于我们这一代的选择和责任，我的理解是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首先是独善其身，厘清常识和价值判断，拒绝与恶的合作，更勿被恶的谎言或谬论所误导。其次，尽可能地行善事，传良道吧，当下中国依然有许多勇于担当启蒙使命的知识者，这几乎也是当下唯一令人宽慰的希望了，作为普通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至少可以影响身边人和后代——正如斯伟江所言“为了孩子们走向春天”，当然前提是自己不糊涂，否则既误已，也误人。就这一点而言，我对那些从事慈善、传播基督教（虽然我本人并未入教）等事业的朋友充满敬意，在我看来，善良、信仰等等不仅是这个社会的稀缺品，具有这些品质的公民群体也将在未来可能的乱世中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这是在这个令人绝望的幽暗年代，我所看到的顽强而珍贵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