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团》  引  子

　  2011年初冬，北海仍然阳光明媚。

　  一位未曾谋面的律师突然给我电话，我们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见面，说话，尔后在一家小酒馆拉开话匣子。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竟然聊得这般投缘默契，在我还不太多见。

　  其时，北海四律师案及相关联的裴金德伤害案庭审正在法院紧锣密鼓进行。

　  作为市民，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在法庭内外做一些调查访问，继续关注；偶尔也去几个热闹的博客上看看。

　  我是个沉默的看客。

　  无论是被人贴上“五毛”标签，还是律师团成员，我只是浏览，分析，不在其间留下只言片语，我也不在博客上发表任何关于案件的评论。沉默，并非是经过风雨历练之后的老成持重，而是眼前仿佛一层浓重的雾色，在没有透过雾色看到事情本质的时候，任何的说三道四、评论说道都难免隔靴搔痒，流于肤浅。

　  一个普通案子，承载了太多它无法承载的东西。这是很多善良人们无法想像的。

　  我不关心事件的过程。案件的走向，结果，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些研究资料。

　  我更多关注案子后面散放出来的象征意义以及它引发的震荡。法官、检察官、律师、案件当事人共同演绎的这个普通案子，吸引了太多的目光。

    这份关注让我把注意力投向处于激流旋涡事件中心的“北海律师团”。

  直到有一天，一位北海律师对我说：你可以把这些事件记录出来。社会需要批评，只有批评才会进步。

  这些近似引诱的话语，让我哑然发笑。忽然想到《肖克申的救赎》中的台词：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还有谁会救你？

   决定试试的时候，自我安慰一番：玩一回，权当自我拯救好了。

    一个人批评社会，无异于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徒劳无益，百人千人，成千上万呢；但是我习惯于信马由缰，口无遮拦的毛病，却积习难改！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法律天平从来都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如果逾越了底线，陷法律于无法无天的境地，社会崩溃将不可避免！

　  和我会面的律师一句话，让我沉思良久——

　  我做过十五年法官。有九年时间担任刑事审判庭长，另外六年时间，从事民事审判工作。我亲手签发的法律文书中，有一百五十多人受到法律制裁。处死刑、死缓、无期不等。法律是用来扼制恶的。今天我还特别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回访当年那些因为我签发的法律文书而受到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惩罚的当事人家属，当事人，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对当年法律裁决的意见。

　  这个有良知的法律人！他的话令我的心沉沉一击。

　  一个法官这样想，那么在当下，15万中国法官，有多少人会这样想？

　  假设所有的法官，人人都会这样想，那么，法治会不会因此清明起来？

　  这个问题令我激动不安。

    司法本是社会公义的最后屏障，但是这道防线早已千疮百孔！司法腐败已贯穿整个司法系统，上至最高法院副院长，下至基层法院法官，仅以河南为例，08年以来，全省有十多名各级法院正副院长因违法被查处。

　  司法大面积腐败颇具中国特色，在法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

    新加坡自独立至今，没有一名法官犯案；德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法官出事。

  律师执业环境严重恶化的同时，法官也越来越感觉困惑。在李庄罹难入狱后，一个律师和我玩笑说：中国法官和律师，以十比一的比例领刑受罚，就是我们当下的执法环境。这样的环境，你让法官律师不出事，比登天还难。

　　即使在司法大面积腐败的当下，我仍然愿意相信：众多的法律人，仍然会在各自的环境中，思考如下问题——

　　我是法官，在法律的天平面前，我判过错案没有？

　　我是警察，我是否办过错案，草菅了人命？

　　我是律师，我是否置私权于不顾，趋炎附势，牺牲当事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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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尖锐而令人难堪，但作为法律人，你必须面对。

　　一个个司法个案，何以吸引成千上万通宵达旦热情不减的围观者？我能做的，就是忠实于台前的一切，以及幕帏后面已然裸露的一切。

　　很多熟悉我的律师朋友们希望我在适当的时候，写写这些。再加上本地律师朋友的鼓励、支持，恐怕这些，就是我写作《律师团》的最初动因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

其时，重庆在全社会的关注下，完结了李庄二季，李庄案与北海案在时间的衔接上只有十天时间。北海案久拖不决，律师团重要成员周泽先生已经抽身离开硝烟未尽的战场，一个筋头去了贵阳，贵州黎庆洪涉黑案又隆重彩排登场。周泽在另一桩涉黑案件中，又站到了排头兵的位置上……

一时间烽烟弥漫，热闹此伏彼起，没完没了。

律师们南北出击，栖栖楻楻，席不暇暖。

　  2012注定是中国法治盛宴年份。

　 《律师团》正要着手进行的时候，副部级高官王立军２月６日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个月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去职。闯馆在这一年里好像成了时尚，两个月以后，山东盲人陈光诚于4月下旬进入美国驻华使馆，6天后才自行离开……

　  一连串事件接二连三，似乎和我的《律师团》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事关法制，隐隐约约的牵扯总是有的；我不得不放慢写作速度，睁大眼睛盯着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知道我写《律师团》，有人说：不好写。

    又有人说：要注意政治风险。

　　都没错。都是对的。还有人说，你这是外行写内行，行么？

　　倒是省内外的律师朋友给了我极大的帮助，鼓励。

　　在中国，外行折腾内行的事，不光我一人在干，想想干也无妨。

　　《律师团》写成的部分，已经不是我原来想像的样子；律师团已经不是一个个刑事案件中律师的华丽组合，不是一串名单和一些联系电话。我的初衷只是把目光盯在一串有限的名单上。后来一位年青律师给我发来了“光荣榜”，其间记录着声援、支援律师团的媒体记者、社会各界名单……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律师团”，它几乎可以把一切渴望中国社会有一天能够耸身一摇，摆脱封建人治桎梏，实施宪政民主、实现司法独立的人们囊括进去……

　  律师团，既是狭义的；律师团，也是广义的。

　  法治环境对律师执法的挤压，愈来愈逼仄的执法空间，引发了愤怒，促成了中国律师的抱团出征。也许，在阻碍中国司法进步的顽固势力面前，它还嫌弱小，还不够气派，但是我已经注意到了它的成型，壮大。

这些串联一气的事件不仅仅揭示了这个群体的集体觉醒，它也触发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整体苏醒，公民意识的觉悟，是现代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特别是今天，常常有人喋喋不休地嚷嚷：中国不适合民主，国民的素质太低下。它现实和未来的意义，恐怕正是在这里。

愈是深入下去，我才渐渐知道，原来律师这个看似光鲜的职业群体中，一旦撕扯开来，竟然浸渍了那么多的悲苦和凄凉。在当下的法治环境中，律师想站着就把钱挣了当然最好。但是站着挣钱哪里那么容易？更多的人，是跪着找钱，爬着搂钱的。

　  王立军闯馆的偶然事件，突然成了一副历史的多米诺骨牌，仿佛一颗重磅炸弹在九州上空炸响。接下来，休假式治疗、薄熙来去职、谷开来杀人、重庆警界众多高官几乎全军覆没……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李庄的重庆走麦城，仅仅是故事的开始。序幕其实才徐徐拉开，高潮还在遥远的后面。

潜沉下来思考是必须的。重庆李庄案，北海系列案，贵阳涉黑案决不是偶然孤立的个案。

　  在中国法治这条巨大的瓜蔓上，牵联出来的大大小小案件，每一个都是偶然的，所有的偶然最终串出一个必然的结果。

   薄氏的重庆红色大厦稀里哗啦，终于终止了“文革病毒”在中国的全面蔓延爆发。重庆幸甚，中国幸甚，当是时也。我们几乎不会忘记那个孤零零闯馆的悲情“英雄”掀开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帷幕，虽然在台前，我们不过是看到有限的几个悲喜剧的连续上演。

不要责怪时事缺少透明度。

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注定是这一段无法穷尽历史的看客而已。　

即使如此，也是事关你我他，由不得你置身事外。我无非是一个有心的看客，现在做一些感兴趣的整理和记述工作，不过门外看法。但是留待将来，这些未必不是保留一份研究中国法治进程的有益资料；如果我们把王立军的“闯馆”事件看成社会变革的“助推剂”，那么这份研究整理记录无论是谁来做，都是有益的工作。

    社会踉踉跄跄前行中，呼唤着司法的清明和独立。

　  我们已经宣布：中国是法治国家了。

　  而“法治国家”，又是社会从上到下，从集团到民众共同的期待！

一边是旁观，一边是沉重的思索。

在旁观和思索交叉进行中，《律师团》就这样拉拉杂杂写了下来。

末了，我特别想说明，一个法律门外汉来写《律师团》，多少有些不靠谱；好在我身后，还矗立着一个庞大的群团，那是一些良知未泯的法律人——律师、法官、官员和热情看客——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个人是没有能力完成的。

面对众多形形色色的法律人，我敬重那些视律法精神为生命，舍身护法的人；我蔑视那些投机取巧，玩弄法律的人。

有了前面的注意，才得以慢慢走近敦厚长兄陈光武，老小孩杨金柱。我更喜欢这个团队中的年轻人，无论他练达收敛，还是热情洋溢，无论他憨厚肤浅，还是自视清高，无论他是虔诚基督徒，还是流淌着尚武民族血液的民族精英。我的老乡周泽，有时也是一匹倔驴子。既然匹马单枪闯了京城，也不惮单枪匹马杀回黔中腹地……

我惊讶发现，这个律师袍加身的华丽群体，这般诡异纷繁；诉讼江湖，竟然异彩纷呈；百人千面，魔鬼与天使，集粹一身！

真的应该谢谢他们，让我无意中长了好多见识。

断断续续的记述中，我无意中窥见了善良的眼泪，华丽的谎言，丑恶的的构陷，名利场中的厮杀，麻木的渴望，以及狮子般的凶心。

这些纷至沓来的场景或故事，伴随着我的思考与愤怒，也就点点滴滴留在下面的文字中了。

无论有益或无聊，也就一并留给适合它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