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给高院和中院的刑事法官发了一本书，书名叫《冤案何以产生》，意图警醒其治下法院如何防止冤错案件。

　　张氏叔侄冤案昭雪，再次印证了赵作海式冤案的办案逻辑和审案思维。为什么被告人的清白，只能依靠“亡者归来”或者真凶浮现来证明？　本报记者周喜丰浙江、安徽报道

　　“狱侦耳目”

　　2006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第一线》栏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之“无懈可击聂海芬”。

该报道称，杭州市政法界流传着“三大女杀手”之说，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的聂海芬便是其中之一。节目讲述的是聂海芬参与侦破张氏叔侄案中，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强奸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进而从细节入手，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据该报道：在发现王某的尸体后，张氏叔侄被视为王某最后接触的人，从而成为犯罪嫌疑最大的人，但办案人员从尸体上找不到两人的精斑，在“强奸”现场，即大货车的驾驶座上，也没有查到任何物证，“最令人沮丧的是，法医从死者的指甲里提取DNA鉴定，结果发现，王某的指甲里留有的男性DNA与张辉、张高平无关。”

　　当年那些找不到的痕迹、物证及DNA鉴定结论，现在看来，都是张氏叔侄犯案的反证。

　　“狱侦耳目”袁连芳在张氏叔侄案与马廷新案中的作为，让人看到刑事案件侦查的另一面。

　　“这本是一起在侦查阶段就可以排除张辉、张高平作案可能的案件。”张辉的再审辩护律师朱明勇最近一直在思考：利用“狱侦耳目”办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

　　“所谓耳目，自古以来，就是搜集线索的功能，但袁连芳不仅诱逼他人认罪，还摇身一变，成为指证被告人认罪的证人，如果袁连芳担负的是一种侦查行为，根据刑诉法规定，他是不能作为证人使用的，如果袁连芳有被授意的刑讯逼供行为，是否可以视同为公安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不管如何，袁连芳在两起冤错案件中所做的，都是一种违法行为。”朱明勇说，“张氏叔侄案中，非法证据一排除，就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有无刑讯逼供？

　　张氏叔侄案中，对于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早在审判之前已有质疑。

　　张高平的一、二审辩护人王亦文回忆，他于2003年端午前后接手该案之后，经过外围初步调查，已产生怀疑——张高平哭诉自己什么都没有干，并称遭刑讯逼供，还向王亦文展现了手上几处被烟头烫伤的疤痕。

　　王亦文要求对疤痕进行鉴定，以确定是否烟头烫伤，但结论是“无条件鉴定”。

　　庭审中，张辉、张高平均否认指控，并提出其有罪供述系因受到刑讯逼供和诱供所致。其辩护人也认为，张辉原有罪供述与张高平的供述，诸多细节存在矛盾，辨认经过等录像表明，不能排除被告人供述受到诱导或之前受刑讯等非法取证的可能。

　　据辩护人归纳，叔侄俩在前往作案现场的行车路线，强奸、抛尸过程，返回线路等案发过程的关键时段，每一重要细节均有不同的供述，有的甚至相反，“显然不是记忆的差异可以合理解释的。”然而，一审判决书中却认定张辉、张高平的供述“具体细节一一吻合”。

　　二审中，张辉的律师阮方民、李华又在辩护词中指出，张辉在2003年5月23日被抓后刑拘，5月29日才被送进看守所，这一做法明显违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45条“对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说明张辉在5月29日之前的5天里，处于非法关押状态，其间形成的讯问笔录、审讯录像，应视作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而事实上，对张辉的一份形成于5月28日的供述笔录，其客观性也值得怀疑。同期的录像显示，对张的审讯是从5月28日上午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多，但长达12页的这份讯问笔录，记录的审讯时间是从当天下午6时10分到6时58分，仅用了48分钟。但是，就是这份形成于5月28日的有罪供述，被一审法院采信，作为定罪的主要证据。

　　对于辩护人的质疑，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称在审讯中严格依法办案，不存在对张高平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

　　对于张辉的辩解，公诉方出示了袁连芳的证言，称张辉在拱墅区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向他讲述了奸杀王某的经过。

　　法庭上的激辩，最终落实到判决书上，结论是：其所谓遭到刑讯和诱供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不被采信的DNA鉴定

　　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张氏叔侄案曾两次被退回公安补充侦查。

　　第一次退侦再次移送审查起诉，王亦文前往杭州市检察院，看到了那份DNA鉴定。看完鉴定结论，王亦文有点激动，跟检察官说“放人吧”，但检察官的回复轻描淡写，“这要看领导定”。

　　王亦文要求复印这份鉴定报告，被拒绝，只允许抄写。直到该案二审时，王亦文查看案卷才知道，第二次退侦期间，公安又查了被害人生前所接触的其他男性，但都排除了与那份DNA鉴定相符的可能。

　　到了2004年2月，他被告知该案将起诉至法院，王亦文感到不妙。在杭州中院复印案件材料时，王亦文发现检方只移送了两份有罪供述的笔录，当即提出，案卷材料肯定不止这么多，要求把所有案卷材料移交法庭，“我明确提出要作无罪辩护，法官很吃惊，还以为这个案件是铁定的。”

　　2004年4月11日，该案一审开庭，公诉人在举证时，并没有出示那份DNA鉴定。对于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控方竟然可以不拿出来，这让王亦文感到惊讶。

　　辩护律师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DNA鉴定，王亦文当庭说出了鉴定文号，“公诉人几乎是被逼着拿出了那份鉴定。”

　　在辩护人看来，这份鉴定结论表明，真凶可能另有其人，公诉方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然而，对于辩护人的意见，一审法院没有采纳。

　　法院的逻辑是：因手指为相对开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与他人接触而在手指甲内留下DNA的可能性，即便是张辉左眼下方有被害人的抓痕，被害人的指甲内也未必一定留下张辉的DNA物质。

　　于是，这份DNA鉴定被轻易地“排除”了张氏叔侄无罪的可能。2004年4月21日，杭州中院一审以张辉系累犯(曾因寻衅滋事被判1年6个月)，判处死刑，张高平判处无期。

　　二审“疑罪从轻”

　　对于这起颇具疑点的死刑案件，浙江高院在被告人上诉后，选择了书面审理。

　　对于上诉案件是否开庭，1997版刑诉法的规定富有弹性：二审法院对于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但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但死刑案件因其人命关天，二审不开庭一直广受诟病。直到2005年12月7日，最高法下发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并在当年下半年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浙江高院是从2006年6月1日起死刑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张氏叔侄俩因二审不开庭，错过了一次当庭申辩的机会。

　　在二审判决书中，对于辩护人指出的作案细节供述矛盾，表述变成了“虽然有些作案细节方面的供述不尽一致，但对主要犯罪情节的供述基本一致”。而对于那份DNA鉴定，浙江高院干脆在二审判决中写道，“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

　　王亦文称，他对浙江高院“并无关联”的说法“完全不解”。

　　他一度对二审法院抱有希望，并在辩护词中写道：DNA鉴定成了左右被告人命运的关键，相信合议庭能够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按现代司法理念，以超人的胆识和魄力打开张辉、张高平的生命与自由之门。

　　浙江高院依然作出了有罪判决，但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15年有期徒刑。改判的理由显得矛盾：一方面认定张辉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但另一方面，又“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认为张辉尚不属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罪犯。

　　“本案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判决书上并没有说明，在王亦文看来，二审法院显然发现了疑点，因而作出了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可惜的是，法院遵从的逻辑不是刑诉法早已确立的“疑罪从无”原则，而是“疑罪从轻”。

　　二审判决，唯一的好消息是保住了两人的脑袋。